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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3000例调查发现，年少就执着名校的当代中产父母，已停不下疲于奔命的脚步…

看点 美国当代中产父母，差不多都是千禧一代（1981~1996年生）。他们年少时，就在学业这条路上“血拼”，希望通过在学业上的成功来打开人生的大门。然而，如今的他们却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现实：怎么越努力，越躺不平？通过大量调查和访谈，美国一位“千禧旧人”为我们揭开了当下80后和90后陷入的系统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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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Linda 编丨Chelsea

很多人总能在刷手机时刷出这样一条内容：“你是不是好像什么也没做，却觉得很累？”AI通过大数据，精密地计算出这一代人的生活状态。

这个标题的完整版是：明明已经精疲力竭了，累得短暂躺平都仍然感到倦怠，却不得不强迫自己继续前进。

无独有偶，美国的千禧一代，也在经历着这样精疲力竭的“卷翻天”的生活。

出生于1981年-1996年的千禧一代，拼命地咬牙坚持，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也已成为父母。他们希望通过努力工作，让孩子过得更轻松些。有趣的是，他们的父母在培养他们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可惜事实刚好相反。

美国作家和记者安妮•海伦•彼得森在《躺不平的千禧一代》一书中，通过3000余份在线问卷、上百次访谈，用千禧一代的访谈原声及作者的个人经验，真实记录了美国千禧一代的中产家庭中，内卷与倦怠如何在代际间传递。

面对这样的世界，不仅父母们需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该怎样为孩子们创造及寻找更好的机会。

婴儿潮一代：

在经济衰退下焦虑育儿

千禧一代的父母大多出于生二战后不久的1946年-1964年，因这段时间是美国生育的高峰期，他们也被称为婴儿潮一代。几乎是被放养长大的他们，在青年时代，又遇上了经济日趋繁荣的好时候。

不想读大学，可以早早在职场上谋到工作，薪水足够养活一家人；

不想工作，可以花好几年在不同的大学修好几份文凭……

这一代的人生，主打一个随性而活，以致于让他们有一种错觉——后辈们能够“世袭”他们的中产生活，过得越来越松弛。

人口众多的婴儿潮一代，给美国经济带来不小的刺激作用，但同样，当他们退休时也会给政府的养老保险带来巨大的压力。在他们养育子女时，经济危机到来了。

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经济危机，正赶上千禧一代（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日子，这让上一代人感到了危机，育儿上也显露出明显的焦虑感。有些家庭还从大房子搬进了小房子，手里能用的钱减少了不少。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也能够保持中产，孩子便不再被“放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严密监控和安排，甚至即便得偿所愿、孩子们接受了常规的大学教育，也带不给这一辈父母足够的安全感。

为什么呢？

随着知识慢慢变成职场中的第一生产力，大学作为一种筛选机制被升级，普通大学文凭的含金量日益贬值，名校的声望却愈发提高。这让文凭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二战以前，大学还是一种稀有资源。

1940年以前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为4%，男性为5.9%。仅有14%的人完成了高中学业。

但到了2018年，上过大学的人高达45.4%，拥有高中学位的比例达到了90.2%，几乎覆盖所有人。

想要提高被求职市场接纳的可能性，不仅需要名校文凭加持，甚至还需要“研究生”或更高等级的学历来提高竞争力。

那时，这一届父母都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非但没有缓解压力，反而让他们的焦虑感大大提升了。

因为在上一代的观念里，只要年轻人足够努力，就可以换来一切，仍能有份非常体面的工作。所以，年轻人只要肯努力，总会有机会。

为了能提高一点上名校的几率，上一代想方设法在学习、生活的各维度培养孩子的能力，以期待这些技能点能在未来的竞争中为孩子们赢下关键的一分。

孩子被要求积累大量词汇，相信自己有能力质疑权威，并维护自身利益。幼年时就要针对自己的行程进行谈判，做好计划。他们还应该被训练成优秀的社交家，出色的雇员，且擅长同时处理多项任务。

教育可以渗透于每时每刻。作者安妮•彼得森还记得儿时母亲带自己去正式餐厅吃饭的情境：

孩子吃饭的时候，并不是单纯吃顿饭，而是为了接触到不同类型的食物增长见识，也在吃饭的过程中学会各种礼仪。这些被迫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全部是为未来的“精英社交”打下基础。

有句俗话叫“技多不压身”。美国千禧一代也是在类似的理念下被父母全面监管，拼尽全力变成“别人家”的优秀孩子。

那么在他们的视角里，面临的是怎样的成长经历呢？我们也要从经济的衰退开始讲起：

八零、九零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只赶上了二战后经济繁荣期的尾巴，但他们在经济衰退期成长，亲眼见证了父母失去工作、失去老宅、失去退休储蓄……他们几乎丧失了“啃老”的可能性，没有退路，安全感缺失，更不敢像父母年轻时那样随心所欲地生活。

严格来说，这一届父母们上学时的经历，远远没到被鸡娃的程度，但他们从小被填鸭式灌输了很多，加之成长中感受到种种焦虑，这让他们对上名校和变得优秀执念很深。

朋友成为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就与他一刀两断；不能化作简历上添彩项目的活动，就会消失；一切有风险的活动如喝酒、夜不归宿等就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

面对不得不完成的既定升学目标，他们早在学生时期就已经自律到没有进步空间了。有人失眠，甚至患上拔毛癖这样的罕见病症。这些伴随升学问题产生的阶段性症状，并不会很快消失。

实际上，很多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整晚整晚的瞪着天花板，一直到太阳出来。这样的日子只需要持续一到两周，就足以击溃他们的身心，让他们烦躁和崩溃。

即便有一天，升学的压力不再出现，严重的失眠问题仍然会时不时重卷而来，像梦魇一样萦绕不散。

然而，这些焦虑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还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努力学习，创建好学生简历进入大学；再次创建优秀简历，就能获取完美、稳定、充实、高收入的工作。”——好像和事实有很大出入。

千禧一代：

职场“好学生”的倦怠与茫然

婴儿潮一代，赶上美国经济繁荣之最，企业扩张之盛——岗位供不应求，求职几乎是唾手可得，普通本科就已经意味着不错的饭碗。

如此顺风顺水，让他们以为下一代可再走老路子，成功复制成功。可这究竟是时代带来的错觉。千禧一代的确把老一辈的上进内化于心，却不慎猛撞上“小冰河期”的轮替：

上代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算高，兼职、零工可负担学费，甚至还能有结余。走向社会更是轻装上阵，收入稳定、晋升有望，这种成就感是千禧一代，亦即80后、90后想也不敢想的。

且看千禧一代的大学学费，动辄几万美元，绝大部分人毕业十年八年还没还清贷款。有时候为了找份体面工作，甚至实习和校外实习费用也由自己承担。

上代人培养自己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期待他们快速进入中产阶层，从事律师、医生、教授、企业管理者等体面的工作。

但千禧一代的“好学生”显然没能让他们的父母满意。

比起上一辈人所经历的“努力就有收获”，如今名企大厂晋升的“绩点”算法和规则要隐秘得多。

当代中产很难像升学时期那样，在努力之外寻找一些“捷径”，譬如持续地把戏剧一类爱好变成可加分的特长。

或者，他们已经无暇思考这么多了。很多满腔热忱追求职业理想的人，不但要面临求职和晋升上的种种困难，也要平衡低薪酬所带来的生存问题。

当种种不确定的因素扑面而来时，父母的成功经验和从小就被培养的诸多能力，几乎一点也用不上。

等到80后、90后开始进入大学、职场，他们面对的是高昂的学费贷款和房价，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又让职场收入水平下跌不少。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的主流，节源增效是企业永恒的追求。劳务合作、外包合作，代替了一大部分雇佣关系。父辈们用来赚取零花钱的兼职收入，却成了很多千禧一代的全部薪资。

尽管千禧一代已经疲于奔命，他们的表现在社会上评却价并不高。这让他们感到深深的委屈。

被规训过的人总希望自己能够变得再优秀一点，但没有人是全能的超人。当年轻人的求职理想从“很多钱、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善事”变成了“需要一份开价最高、且允许我在五点以后与它切断联系的工作”时，他们早已患上空心病，陷入倦怠的深渊无法自拔。

这与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威廉戴蒙的观点不谋而和——在监管教育体系下成长的孩子最可能面临的问题：“不是压力太大，而是无意义，他们的人生没有方向。”

无法躺平的千禧一代，在成长过程中饱受内卷之苦。当他们自己也升级为父母的时候，一定会任性地暗暗发誓：要让自己的下一代在童年时无忧无虑的玩耍，长大后绝不走自己“996”的老路。

但改变，往往很难。我们不能低估社会评价体系带来的巨大惯性。

倦怠与焦虑，在代际间传递

为人父母的千禧一代，终于活成了他们最讨厌的样子。育儿之路和他们的最初设想不能说一模一样，简直是毫无关系。“向下流动”的焦虑迫使他们选择了与自己父母相同的监管式育儿方式，不过是“PLUS版”。

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就是精细化养育。这套养育理念，规划的不仅是学业，甚至还包括日常的衣食住行。

比如，为了保证孩子们营养均衡，有些家庭只选择绿色无公害的蔬菜；

为了避免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父母们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希望给孩子足够的陪伴；

独自出行也是危险的，有些父母连一秒钟都不会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与此同时，育儿活动正360度无死角的被社会严格监管，哪怕仅仅离开孩子一小会，也可能被路人拍照、举报一条龙……

2014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过度保护的孩子》一文中，汉娜·罗辛的丈夫意识到，自己当时只有十岁的女儿，有生以来仅仅经历过不到十分钟的无监管时间。

但是，如此面面俱到的养育，最终都会变成画地为牢，总会有父母无法完成自己制定的过度要求，或者是要为此做出巨大牺牲。

就单说托育这件事。事实上，学校全年只有四分之三时间运转，仅能覆盖三分之二的工作日。孩子的作息节奏，与大部分双职工父母不一致。

而托育费用还在飙升，大多数州的托育费用竟然超过州立大学一年的学费，有时甚至超过住房费用。有些家庭选择咬咬牙，把孩子托付给托育机构，那些负担不起的家庭，不得不选择留一个人做全职妈妈/爸爸。

而这还只是千禧一代育儿任务中的冰山一角。

在这个PLUS版的精细化养育道路上，孩子几乎无法选择自己的玩伴儿，就连庆祝生日的聚会都要与同阶层的孩子们搞好社交。

如何让孩子找到同一层级的玩伴，如何体面的应付多如牛毛的亲子聚会，简直让爸爸妈妈们寝食难安。

为人父母，便无法与忧虑、相互比较或压力绝缘。

他们不得不时时刻刻维护住自己所在的育儿圈子，避免因为被排挤而让孩子错失任何机会。

也不是没有人想过反抗。

《躺不平的千禧一代》作者访问过一位叫朱莉的女性，她讲述了一次非常典型的“妈妈购物”经历：他们为孩子的游戏室购置了几套Yogibo牌巨型枕头，单价高达100美元。

这样的事情发生太多次，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就是个不大不小的经济负担，且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于是，朱莉决定不再追随这样的潮流。但后来，她的儿子想在那种有蹦蹦床的地方举行生日派对——这是中产阶层的孩子们都有的待遇。

他们不能让孩子被排除在这类社交之外，最终只好花了700美元为12个孩子举办了一场聚会。

朱莉的故事不是一个个例，它的成因是系统性的，需要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内卷是个社会问题，

但总有办法慢慢停下来

在《躺不平的千禧一代》这本书的前身，Buzz上的观点文章《千禧一代如何成为倦怠一代》(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中，作者安妮就观察到，千禧一代面临的困境是系统性的。

这些并不是个人的失败案例，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仅靠自我优化解决不了“内卷”与“倦怠”问题，只能让人们越陷越深。

但，这不意味着完全无计可施。

安妮建议，我们可以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位置，把成功限制在一定的程度，精简你的赛道。已有不少专家、学者给出独到的见解和建议，都为已成为父母的千禧一代提供了可靠的参考。

也有一些名校毕业的家长们愿意尝试放下“精英人士”的包袱，觉得孩子们也不一定非要比自己更优秀。给孩子一个合适的目标，会让家长和孩子们从容很多。

社会层面上，下一代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也会面对大环境不断改变。

比如美国断崖式下降的出生率可能带来社会资源分配的变化。我们不能保证事情一定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以身作则地教会孩子判断和选择才是最有用的。

我们可以为工作争取更多应得的权利，也可以让孩子少参加一两次无聊的露营……硅谷经济学家和数据科学家Nate Hilger也公开呼吁过，要在社会层面，提供更多更专业的公共服务。

在短期内要改变整个现状，当然无比困难，但安妮相信，只要千禧一代能把握住手中的选择权，至少过好自己的日子，那么依旧未来可期。

参考资料：

1. 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

2. The Boomers Ruined Everything

3. The Myth of the Broke Millennial

4. Millennials Are New Lost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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