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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大师离开名校，坚持来中国，只为“人生第一等事”…目标感这一课，该给孩子补上了
看点如今，缺乏目标是很多孩子面临的问题。他们迷茫，却不知如何寻找方向。最近，瑞士哲学家耿宁的故事，就特别值得一看——他放弃名校教职，只身留学中国，就为了研究自己喜爱的王阳明哲学。他一辈子为“人生第一等事”奋斗的样子，就是孩子最需要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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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Linda 编丨袁梓曦
今年五月，纪录片《人生第一等事》在互联网平台上线，让很多人从主人公耿宁的身上看到理想中美好人生的具象故事。
耿宁是著名的瑞士哲学学者，早期关注现象学派，整理翻译并首次出版了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四万字的手稿《共主观性的现象学》。39岁，他毅然辞去世界名校海德堡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来到中国深造，学贯中西，成为“把王阳明心学真正带到西方”的第一人。
纪录片是一首关于耿宁人生的叙事诗，带着大家跟随着耿宁的脚步，回到鲁汶大学的胡塞尔档案馆，听他讲述在中国学习哲学、与名家交流经历……
从他成长、求学和治学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术大家是如何脚踏实地地一步步“学”富五车，也能了解一个瑞士学者如何通过语言学习、语境融入和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完全吃透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
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关注的“第一等事”并不尽相同，对很多孩子来说，可能还在寻找“人生第一等事”的路上，很多家长在忧心孩子未来的道路好不好走。
但是耿宁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终身保持热爱、保持学习、保持思考所带来的强大力量——让人生自洽，过好理想的一生。
和谐美好的童年，
让“热爱”成为人生的底色
哪怕不那么了解耿宁的人，也能很快从片中抓到他身上的几个特点：平和、谦逊，内里却又有一团火焰在燃烧。这种特质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
1937年10月3日，耿宁在伯尔尼军队路34号出生。
耿宁的母亲是一个音乐人，她拉小提琴、弹琴、唱歌，给了年少时的耿宁很好的熏陶。耿宁喜欢勃拉姆斯的音乐，并至今保持着拉大提琴的兴趣。耿宁的父亲虽然不懂音乐，但是个温和的人。他与耿宁的母亲在一个药店相识，后来走入了一段和谐的婚姻关系。
耿宁提到，古代希腊文有个说法：“美和善是一回事。”
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和谐的家庭氛围，让耿宁的童年同时拥有这两样东西，这些正面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一生的底色。
如今年过八十的耿宁，依然能回忆起儿时的冬天在结冰的土坡上坐着雪橇滑下来玩耍的快乐与美好。他和年近九十的姐姐聊起儿时的邻居一家，也仍然记得邻家老太太当时说话的细节，甚至直到现在还与那家人保持着联系。
包容、友善的处事态度，让耿宁与亲友、同事、爱人都保持着长久友好的情谊。
耿宁的同学Konrad Eugster与他做了四年半同桌，他们至今已经认识70年了。他认为耿宁是一个坦诚、耿直的人。
虽然Konrad Eugster和耿宁有很多不同之处：耿宁是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徒，而Konrad Eugster崇拜希腊众神；Konrad Eugster后来的研究方向是尼采，而耿宁刚好相反。但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从来没有起过争执。
耿宁最关注的，一直都是他们对美好事物的共同热爱：他和Konrad Eugster都很爱自然，会一起去阿勒河游泳。他们也都很爱音乐，会一起听音乐。
耿宁说，一个人的美，一幅图画的美，音乐中的美，都是不同的，但又是相通的——他爱自然，喜欢爬山，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走遍了瑞士的高山。
登山让他享受到攀登向上的运动乐趣，也让他经历过生死一线的时刻。28岁那年，在攀登海拔4634米的杜富尔峰时，耿宁失去了同行的伙伴，这让他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多的追问。
这样的思考后来成了他的事业，探寻“人生第一等事”与他相伴一生……
十年磨一剑，
学术要靠“做”出来
耿宁的博学让人钦佩，也让人好奇。
他如何能掌握那么多语言，并且达到可以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的水平？
他如何有那么多知识储备，能在宏大的学术课题里融会贯通……
我们在他翻译、编辑胡塞尔手稿的过程里可以发现这个简简单单但又让人肃然起敬的答案——一步步，脚踏实地“做”出来。
与当下很多家庭的“志愿”之争不同，耿宁在升学问题上与爸爸一拍即合。他从小和父亲关系非常好，愿意在大事上征询父亲的建议。高中以后，耿宁不知道学什么。爸爸建议他去颇有声望的鲁汶大学。耿宁恰巧对哲学也有兴趣，于是就此开启了他的“现象学”研究之路。
耿宁到鲁汶之后，听教授们讲海德格，讲莫里斯•梅洛•庞蒂，这些哲学大师都是胡塞尔的学生。胡塞尔是现象学派的大家，一个疑问自然地浮现在耿宁心头：“为什么胡塞尔本人说了什么，从没有人提及呢？”
原来，这位现象学之父的手稿自二战起就作为外交行李一直静静地躺在鲁汶大学的档案馆中。这四万多页的手稿都是用速记符号记录而成，很少有人能读懂。
耿宁发表博士论文以后，收到胡塞尔档案馆的工作邀请，这与他希望继续研究的方向不谋而合。于是，自1962年1月1日起，耿宁开始了对胡塞尔手稿辛勤地翻译和编辑工作。
对于胡塞尔随想随记手稿的梳理，是个庞大的工程。耿宁不但要认出那些难懂的速记符号，还要对现象学等相关哲学学派的知识融会贯通，才能更好地整理和编辑。此外，填补手稿中的空白之处还要更难一些。
经历了十年之久，耿宁和伯尔尼大学学术伙伴的工作到了结果的时候，他们一起整理出版了胡塞尔文集中的《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三卷，超过2000页，堪称鸿篇巨制。这些翻译也让国际学者、学生和读者终于得以顺利地阅读到胡塞尔的宝贵的手稿。
耿宁能够取得这样高的学术成就，除了源于他对哲学的热爱，也与他的实干密不可分。
耿宁的夫人士萍女士在纪录片镜头前拿出满满两整箱检索卡片，这些都是这一伟大事业的见证。士萍女士介绍说，耿宁在整理手稿的过程中如果涉及到典故引用，就会认认真真地手写记录。他工作中用到检索卡片数量，比我们所见的（两箱）还要多出十倍以上。
把现象学之父的大量原始手稿翻译成书，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学术成就。但耿宁的探索与学习，从未止于某一个阶段的成果。他身上有种不假外力的坚守。
虽然在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时候，耿宁还没有读到王阳明的“何为第一等事”，但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他的工作与思考，一直持续到退休后的今天：
回到瑞士克拉蒂根以后，耿宁每天早晨六点就会起床，在书桌前工作、思考直到中午，专注到茶水都喝不上一口——不是偶尔摆摆样子，而是日日如此。
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让耿宁走得更高更远。
破万卷书，行万里路，
一个西方人如何读透中国的王阳明
耿宁终究是在学术上走得更远了，他从西方一路走到东方的中国，在王阳明的哲学上停留了大半辈子。学贯中西，并不容易，他的经历正应了那句“破万卷书，行万里路”。
耿宁对哲学可以说是痴迷的，鲁汶大学期间他因为兴趣选修了中国哲学。一位来自安徽的中国教授Robert Shih告诉耿宁：
”
要了解中国哲学，就要研究中国绘画——大自然的云和水与画中小小人融为一体，是中国朴素的“道”家思想。
耿宁在讲述到这里时，纪录片的画面从中国山水画中的钓者，切到正在图恩湖心垂钓的耿宁身上。碧绿的山脉下，有大片蓝色的湖泊，一叶小舟融入其中。这和万里之外的中国古典水墨山水，有异曲同工之妙。
Robert Shih老师的选修课，也如草蛇灰线，为耿宁的中国之行和他眼界开阔的哲学之路做了早早的铺垫。
耿宁看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是德国人伏尔克撰写的德文版《现代中国哲学的历史》。这本书里提到王阳明和他的学派。
王阳明的学派本身就是一种心学，“知行合一”的思想又与胡塞尔思想中重视实践的部分不谋而合，这些让耿宁非常有兴趣。他在巴黎旧书店找到一本《王阳明的道德哲学》，但书里没有中文。
耿宁觉得，想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必须要用他使用的语言来思考，于是他又去巴黎图书馆专门复印了一本带中文的关于王阳明的书。
“语言相对论”是Dopp老师告诉耿宁的——德国人用德语思考，法国人用法语思考，中国人用中文思考，甚至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方言，俚语也各有不同。
往往一个词或一个字的背后，代表着很多意思和内涵，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模式，两种语言之间实际上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可以被翻译。
比如说中国人讲的“道”字，哪怕用一个段落、一本书，也不见得能译出它的背后所包含的大量潜在内涵。
而大家在同一种语言体系里去沟通，可以使用同一个字、同一个词，就不容易出现理解上障碍。耿宁也正是在这个观点的引领下，研究各种不同文化的哲学，为后面他解读王阳明奠定了基础。
而回想起Dopp，年迈的耿宁依旧毫不吝啬地赞美。耿宁说，Dopp是鲁汶最好的老师，他的书房由一根根书籍垒成的柱子组成，学生们可以随时敲他的门，在书柱的后面找到他。
1973年，耿宁获得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资格。在这里，他延续了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并利用假期到汉堡学习汉语。但对中国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要求他对汉语的理解要更加深入。
1976年，耿宁向大学请了半年假，来到台湾省的新竹，强迫自己融入全中文的语境，并继续学习宋朝理学和禅宗等中国哲学内容。
事实上，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除了德语和法语（耿宁的母语）以外，耿宁不仅懂中文，还懂英文、意大利语、荷兰语、拉丁语、希腊语等等很多种语言。这里说的懂，不仅仅是精通口语，而是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去讲哲学课，写专业的学术著作。
不过，随着学习的深入，耿宁慢慢意识到，语言并不是学习中国哲学的唯一屏障，他需要进一步走进中国，才能真正地进入中国哲学的世界。为此，他毅然放弃了海德堡大学的终身教职，再次深入中国更辽阔的哲学“圣地”。
耿宁从台湾省离开后，1980-1981年在南京学习，1982年也去过北京大学。他学习时的一些证件、票据，都很好地被放在册子里收藏起来。这些票据，像地图一般展示了耿宁在中国的一些轨迹：他去余姚看过王阳明出生的地方，也去绍兴看过王阳明生活过的地方。
在整理中国的纪念物品时，士萍女士翻出耿宁从中国带来的绍兴毡帽。
耿宁兴致勃勃地像一个“本地人”一样为士萍女士和其他“外地”的中国人，介绍起绍兴毡帽的正确佩戴方式，他笑呵呵地说起毡帽的优点，“这个毡帽下雨的时候不会淋湿”。他甚至会想象王阳明是不是也曾戴过这样一顶毡帽，一如千百年之后的他。
他就这样不远万里，全身心地走进了王阳明的语境里。
耿宁剖析中国哲学，有自己独到的解读。他认为，中国哲学基本是伦理方面的。不过因为历史的改变、问题的改变，每一个时代也都需要自己的伦理。王阳明的哲学和做法有一定的现代性，比如“知行合一”和比较重要的“致良知”。
但也有一些王阳明还没有提到的问题，比如什么是道德层面的“善恶”。朱熹认为宇宙的运行规律就是善，四书五经里是这样，人心也是这样。不过，在耿宁看来，实际上自然的规律和道德的善恶是不一样的，老虎扑食是为了生存，竹节向上生长也未必志向高远。
耿宁把王阳明所讲的“良知”理解为“本源能力”，并将其分解为三个层面上的意思来理解：
一是内心的情感意向，即孟子所说的“性本善”，人本来就有向好的意向。
第二是伦理判断能力，即道德意识的概念。比如，自私基本就是道德方面的恶。
第三是更加完整的伦理概念，比如宗教的超越性，比如孟子提到的四端论（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耿宁将这些认识，写到他的《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该书2010年正式出版。
这种对于阳明心学的解释，打破了东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上的界限，更是用今人视野来诠释古人哲学思想的典范。他采用了现象学的思路，创造了“心性现象学”的理论概念。
中国学者韩燕丽认为，耿宁对中西心学的互鉴不仅促进了中西心学的发展，也有助于中西互动，更大范围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回头在看，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家是如何成就的？答案或许就在那些过往时间的碎片里。
寻遍古今中外，
“第一等事”牵引人生旅途
王阳明年少时，曾问自己的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
数百年后，万里之外的一位瑞士学者，仍然在用不断的学习，和大半生的经验来回应着这个问题。
耿宁在中国依旧保持了登山的习惯，他走过很多圣山，除了佛教的四大道场，还有泰山、嵩山等等。他从来不坐缆车，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不错过一路上星星点点的文化遗迹。
此时，Robert Shih老师所提到的中国山水，真真切切地展现在了耿宁面前。Robert Shih给了“耿宁”这个中文名字。“耿直”的性格和对“宁静致远”的追求，是对耿宁最贴切的描述。
在耿宁家有一幅字：“身是菩提心是净，云在青天水在瓶。”这是耿宁在南京佛教方面的老师田光烈先生所书。田先生在落款写下“书宁”两个字，耿宁非常喜欢，认为“宁”是耿宁的名字，也是南京的简称，这个落款有一语双关之妙。
后来田光烈先生来北京时，带耿宁拜访了一位中国的哲学大家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关于不同文化的书，比较了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等等。
他认为欧洲的文化更重视保证人的物质需要，比如房子和食物；中国文化更愿意取中道，认为可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但不要追求超出必须的物质；而印度佛教早期的文化中，对物质几乎时全盘否定的（禁欲主义苦行僧）。
但有趣的是，历史上的释伽牟尼，后来也认为苦行并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佛教认为不应该刻意追求“有”，也不应该刻意追求“无”，这就有点类似“中道”。梁漱溟先生说，中庸之道是中国的东西，但其实印度也有。
耿宁在台湾省学习时，也研究过这样的问题。他笑着告诉我们：“其实在欧洲，也有这个说法。亚里士多德也说了，思想和精神上的东西，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说到这里，耿宁调皮的指向自己的脑袋：“想得太多会头痛。”
因为深刻理解文化之间的相通性，耿宁更善于用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他在访谈时徐徐道来，那是他研究和思考的结论，亦是他人生的答案。
耿宁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愿意跳出宗教的框架去评价：“耶稣是一个让人尊敬的道德家（人），但不是神。”他向我们介绍在西方的文化体系中，有些“真理”是上帝说的，但他知道这些“真理”来自于人的理性。
上帝或者其他神祇，可能根本就不关注我们信仰哪一种宗教，有哪些具体的教条，而是更关心我们是不是爱自己也爱别人。
耿宁说：
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上帝，但是他对别人好。我想这个是足够的。
耿宁用伦理学来看待“爱”。他认为爱要像王阳明所说的那样，与良知联系起来，按着良心去爱。
比如，有一些人以爱为名，却想控制所爱的人；
一些妻子想控制先生做这个，不做那个；
或者一些父母强迫孩子为自己实现“成功梦”而不顾孩子的感受。
这些都是不是按着良知去爱人。
耿宁眼中的爱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克拉蒂根教堂里的钟声，让丁士萍女士回忆起她和耿宁结婚时的场景。
那是1999年，士萍45岁，耿宁62岁。
士萍问耿宁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有结婚。耿宁说：“我等你。”士萍一下子愣住了，但耿宁还要用中国人的智慧和瑞典人的浪漫继续表白：“‘宁’是宝盖头，引申为房子、家，而‘丁’是一个人。但你就姓‘丁’！按着繁体字，‘宁’字下面还有一个‘心’，我就是用心来呵护你。为你遮风挡雨。”
多年以后，耿宁和士萍女士，依然每天携手在山间湖畔散步，路过房檐下聊天的老人，被农场边玩耍的孩童环绕，也会互相搀扶着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野鸭掠过湖面，留下一条长长的涟漪。
耿宁说，好的人老了也没有关系。虽然他会有皱纹，但他的眼睛充满善意，他会发自内心的微笑，依然会是一个好看的老头。
如果没有《人生第一等事》这部纪录片，我们可能觉得像耿宁这样的哲学大家离我们非常遥远，但耿宁的求学历程和治学的故事依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发。
或许，我们曾经为学习和探索写过很多目标，用一个个小小成就为它做了阶段上的衡量。但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第一等事”，我们可以坚持，可以为了它脚踏实地地学习、脚踏实地地工作，而生活会给我们更好的奖赏。
一如纪录片的结尾，耿宁慢慢走向镜头，把他很好看的微笑留给了屏幕前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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