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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丨方修琦：以史为鉴——中国历史气候研究的历程与思考

方修琦，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自然地理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地理学会气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第四纪研究会历史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古地理学会理事等职。方修琦教授长期从事环境演变及其影响、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自然灾害和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教学与科普，编著或合著有《中国古地理——中国自然环境的形成》《全球变化》《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The Soci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等著作，在全新世以来的气候与环境重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等领域具有很大影响。在这篇访谈中，方教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经历，并回顾了中国历史气候研究的前辈学人和研究成果，对国外同行研究与大众读者关注的气候与社会等问题也予以回应。

方修琦教授近照

您是如何走上历史气候研究道路的，可否浅谈一下您受到了哪些重要学者的影响？

方修琦：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的历史气候研究起源于周廷儒先生（采访者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古地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开创的自然地理学的古地理学。在20世纪70-80年代，国内按研究时段将地理学划分为古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比如谭其骧先生研究的是历史地理、周廷儒先生研究的是古地理。一般认为古地理学研究全新世以前，全新世以来至历史时期是古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研究交叉的时段。自然地理学的古地理研究以理解现代地理环境对历史的继承性为目的，因此有别于地质学的古地理研究。其通过不同时间断面的区域分异格局的对比来认识古地理环境演变的方法是植根于地理学的区域传统。在周先生古地理学的基础上，张兰生先生主攻其中一个分支——古气候，更准确地说是气候变化主导的自然地理环境演变，张先生称其为“环境演变”，并将其归属为自然地理学专业，一方面区别于地质学的古地理学，另一方面打破当年因古地理、历史地理和现代地理的学科划分而将古地理学研究限定在人类历史时期之前的局限。我1984年跟着张先生读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是古地理学的古气候。

除了北京师范大学之外，还有一些机构和学者很早开始从事历史气候或者历史环境演变的研究，如张丕远先生、张家诚先生、王绍武先生、张德二先生等，张兰生先生的研究是从哪一角度和出发点切入这一领域的？

方修琦：这几位先生都是继竺可桢先生之后对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他们这一代人开创了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历史气候研究的黄金时代。张丕远先生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张家诚和张德二先生来自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王绍武先生来自北京大学，这三个机构是当年引领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研究方向的三个中心。以上几位先生都是气象学专业背景的气候学家，他们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历史时期到现代的气候变化。我有幸与几位先生都有交往，其中我硕士研究生所修的“气候学”和“气候变化”课程分别是在气科院和北大跟张家诚先生和王绍武先生学的，后来与张丕远先生、王绍武先生和张德二先生多次在同一个项目组并向他们学习讨教。除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外，张家诚先生的《气候变迁及其原因》和张丕远先生参加编著的《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对我而言都具有启蒙作用，可以讲，我在历史气候研究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主要是通过向他们这一代人学习获得的。

张兰生先生是地理学专业背景的，相对于以上几位先生而言，他的气候变化研究关注多时间尺度，也更自然地理化。张先生认为古气候是一个与时间尺度有关的概念，历史气候变化研究主要关注其中的年代到百年尺度变化。张先生的古气候研究是从第四纪冰期-间冰期尺度气候变化开始的，《我国晚更新世最后冰期气候复原》是他的代表作，但他主张跨时间尺度做气候变化研究，既可以做年际尺度，也可以做十年、百年、千年甚至万年尺度以上。无论做什么尺度的气候变化研究，最终都会延长到现代，只是在不同时间尺度下，“古”与“今”概念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年代尺度的现代是近十年，百年尺度的现代是百年，万年尺度的现代是近万年，这规避了现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的学科划分造成的古今阻隔。张兰生先生的气候变化研究不局限在气候变化本身，而是气候变化主导的自然地理环境演变（他称其为“环境演变”），并将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视为环境演变研究的组成部分，他主张以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为主线开展历史生存环境演变研究。

您个人的研究历程是怎样的？

方修琦：我硕士的时候做的是全新世气候变化研究，真正进入到历史时期这一时段，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机缘。第一个是灾害研究。1987年联合国提出“国际减灾十年”（1990-1999）之后，灾害研究受很大重视。北师大地理学部属于国内做灾害研究比较早、现在也很有特色的一个机构。最初北师大的灾害研究是按照张先生当时提出的想法来开展的，他认为，地理学做灾害研究有两个切入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做灾害的空间分异，即区划研究；另一个角度要从环境演变入手，把灾害理解成各个时间尺度环境变化的异常值，即现在讲的极端事件。我对灾害的研究就是从后一角度切入的，即在刻画环境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其中的异常（极端）事件。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具体做的事就是用史料去对历史时期灾情进行分等评级。

另一个重要的机缘是参加叶笃正院士主持的“八五”“攀登计划”项目 “我国未来（20-50年）生存环境变化趋势的预测研究”，其中的第一课题“我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是张兰生先生主持，以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为主线开展中国历史生存环境演变研究就是在这个课题设计中提出的。当时这个课题组中有地理所的张丕远先生和葛全胜、郑景云等先生，有中国气科院的张德二先生，还有复旦的邹逸麟、张修桂、满志敏三位先生。在这个课题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对竺可桢先生的过去5000年温度序列的修订，还有就是对全新世暖期和中世纪暖期等不同尺度暖期的重建。

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开始，葛全胜老师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起做历史气候研究，包括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研究，一直到今天。这二十几年中，我个人主要关注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历史气候变化影响，第二件事情就是历史上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

《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刚才提到，张德二先生、王绍武先生、包括葛全胜老师和您都有很多利用历史文献的气候重建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近十年来，类似的历史气候序列重建工作似乎相对较少。应该怎么看待这种研究转变？

方修琦：中国的基于史料的气候序列重建工作在世界范围内相对早熟。中国的序列重建工作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但是国际上过去全球变化（PAGES）的研究真正开始是1990年以后，其中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的研究工作更晚。序列重建本身需要基于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但是这个过程本身是有一个极限的。更重要的是，2000年以后，历史气候变化研究的重点已经不是某一个具体地点的序列重建，而在于不同序列进一步的集成和整合。比如，将中国2000年的不同类型证据、不同区域的温度变化序列整合起来，集成为全国和分区温度变化序列，这是葛全胜老师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对于国际上来讲也是一样，将北半球温度序列整合起来。这是一个大的研究潮流，就是大家希望从更宏观的角度去认识整体的规律。

事实上，重建序列是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的研究目的是认识气候变化的特征。按照科学问题导向来看，只有现有的数据不能够回答某一科学问题时，研究者才会想办法去重建所需的序列。比如说，现在很多研究想要讨论历史气候变化跟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里，历史气候序列已经有了，但是社会经济的序列还没有，研究者就得想办法去重建社会经济的序列。这些（社会）序列的建立是服务于这个研究目的。

您提到了历史气候变化跟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现在比较热点的问题，受到多个学科以及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在这一问题上，您有什么主要的看法和认识？

方修琦：在葛全胜老师主持的“十二五”全球变化重大科学专项项目中，我承担的课题是历史气候变化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国际上的绝大多数研究是事件对比，就是将气候事件和某一社会现象两者进行对比，能“对得上”就认为二者间有影响。前些年引起很大争论的季风减弱导致唐朝灭亡的说法，其实就是这种由事件对比得出的结论。然而，两种事件“对上了”，只能作为分析的基础，而不足以形成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充分解释。

我最早做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农牧交错带这个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用气候变化导致农业气候资源变化不足以满足农业生产需求作为判断指标，解释该区域考古学文化间断现象。在考古时期这样特定的原始农业阶段，以及农牧交错带这样的敏感地区，气候对社会的影响比较显著，气候变化有可能导致考古学文化间断。但是对于历史时期，问题要复杂得多。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幅度不足以导致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农业气候资源无法满足的极端影响，且人类的适应能力也比原始农业时期大大增强。因此，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和对社会的影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讨论气候对社会影响的时候，需要去讨论社会系统中与气候变化相关联过程的特征。这就需要构建序列将社会的这种特征定量地刻画出来，而且这些数量化的序列要跟气候序列在覆盖时段、分辨率上都一致或者有可比性。中国过去2000年的温度变化序列一般是10年到30年分辨率，所以就需要去重建10年左右分辨率的社会特征序列。因为在史料中没有连续的有关数字记录，就需要把史料中的文字描述（如财政状况、收成等方面的记载），根据程度差异转换成一个数量值，我们称之为“语义差异法”。实际上，这个方法并不是一个新的发明，早在《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就是按照这个原理操作的。

但是，对于历史学的一些研究来说，或者说从某些历史学研究的要求来看，这种处理方法可能“不太准确”，有一定争议？或者说，存在着某种学科差异？

方修琦：气候变化对历史影响的研究是一个长时段的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长时段中探寻二者变化共性特征的关联，这种研究取向不是去关心具体的每一个细节点，而是整个序列的特征。因此，在刻画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特征的时候，有两点要尤其注意。首先，要接受误差的存在。即使资料收集绝对完整，在将其转换为定量数值的时候也一定会带来误差，更遑论资料很难收集完全。因此，一定会有误差，要在研究中接受误差的存在。第二，当序列数据量样本量足够多的时候，进行统计时，有些随机的误差会被消除掉。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能够通过构建连续的社会经济序列，来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跟社会发展之间的一般关系给出一个定量化的认识结论。

基于这个研究基础，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结合史实对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展开探讨。比如说，为什么相同的气候条件下，并不总是指向相同的社会结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走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老路。相反，我们要讨论社会条件的差别如何影响了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后果。这就进一步引发出，气候条件与社会结果间的关系是随机的，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比如说，我们会发现一个朝代的前期和后期，相同的气候条件造成的社会后果会有差别，这种差别本质上是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存在差异。此外，气候变化本身只是一个触发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哪怕是中国历史上气候最极端的年份，气候灾害本身都不足以摧毁任何一个王朝，但是有很多王朝的衰亡跟气候有关系。对于这些王朝，气候变化触发了一系列的危机，而社会系统对这些危机的应对措施或者解决行为，会进一步放大这些危机，这些案例对于现代社会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西汉至清代中国历史温度、粮食丰歉、饥荒和农民起义的序列对比（方修琦等：《冷暖-丰歉-饥荒-农民起义: 基于粮食安全的历史气候变化影响在中国社会系统中的传递》，《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5年第6期）

您提到了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的关系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现代全球变暖受到了很大的关注，您在研究中提出了历史时期气候与社会“暖扬冷抑”的宏观认识，希望您进一步谈谈气候与社会关系在历史时期和现代社会的异同或者相互的借鉴之处。

方修琦：“暖扬冷抑”是葛全胜老师在《中国历朝气候变化》中对中国气候变化影响的概括，这一认识应该是研究者对于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影响的一个共识。历史时期发生了很多的灾害，在具体研究中往往关心其造成的损失，其实它的现实意义是有限的。因为即便是历史上损失很大的气候事件或者灾害，不见得在现代一定还有那么大的损失，因为社会条件有很大差别。所以可能对于历史时期研究而言，我们更应该关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行为选择的合理性、无奈性和其后续影响；而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讲历史上应该怎么样。假设在气候灾害面前，大家本身都想把事做好，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些灾难性的后果？我觉得不能把这个问题完全归结到一些类似道德问题、统治者昏庸与否的问题、能力高低的问题等上面去。重要的是一次灾害事件的影响，到底是消耗了社会系统的弹性，还是增加了新的社会弹性？

社会系统的弹性（Resilience）是现代气候变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比较流行翻译是韧性。人类社会到底是怎么样去响应气候变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些弹性被消耗掉，哪些弹性是我们在响应过程中建设起来的，我觉得这个概念对历史气候变化影响研究非常重要，值得研究。所谓弹性，并不是保持一个状态的绝对不变，通过自身状态的改变来维持其稳定性同样是人类社会具有弹性的表现；其次，人本身有创造性，在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会创造出新的弹性。这两点对历史气候的研究很重要。因为有些现代社会弹性的研究，其实是研究一个系统怎么样保持其状态，这个对现在的社会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历史时期的研究，一个状态的维持总是有极限的，我们要关心的是一个状态变到另外一个状态的时候是怎么变的，不是关心某一个时刻的状态，这是一个动态的时间过程。因此，历史学者或者说熟悉历史的人可能发挥其熟悉史实的优势，对这个问题作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国外学者在气候与历史的关系方面，也有很多研究成果。您怎样看待这些研究？其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有何异同？

方修琦：国外的研究大致分几类，一类是做自然研究的学者，把气候变化跟历史事件连起来，做的相对简单。大多数的情况下，历史事件可能只是一个“装饰品”。只讨论气候变化本身可能不够吸引人，但是把一个气候变化事件跟一个社会事件联系起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很有意义。这也产生了一些比较有争议的研究。再者，国外一些历史学者会把气候变化当成一个因素来解释历史事件，这种研究的重点其实不在气候变化本身，可能更侧重讲述一个历史过程。当然，也有一些研究真正从历史气候变化本身入手，在这一领域做出一些深入研究，早期如拉姆（H. H. Lamb），最近如菲斯特（Pfister）对欧洲的研究著作。

世界范围内，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能是较为领先的。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的史料很丰富，且连续性很好。此外，中国的朝代周期性更替，一个朝代内部社会的兴衰过程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联，可能会在不同朝代重复发生或者出现类似情形，从中有可能形成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中国的研究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以明清华北地区为例，华北是具有国家意义的区域，对华北地区的气候变化影响与响应研究有可能同时剖析从个体、局地、区域、直到中央政府的不同层次上气候变化影响与响应行为。欧洲可以进行区域尺度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很难关联到很大的尺度。中国古代是中央集权的体制，所以国家的动员能力其实一直是社会维持的一个非常重要动力，而历史上的欧洲大概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动员的能力。

还有一些外国的学者研究中国的历史气候和社会的关系，比如最近加拿大的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新书The Price of Collapse，我还看到另一位加拿大历史学家陈忠平关于小冰期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您怎样看待这些“国际同行”的研究？

方修琦：国外的研究比较好的一点是相对宽容，可以大胆地提出一些猜想，然后进行探索，对错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研究在探讨气候和社会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理论前提的，他们是从一个理论体系出发，不是对一些事件本身“就事论事”，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值得学习的。卜正民的书，具体内容我还没有看到，我看到了一些有关介绍。但是我认为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在他的研究中，怎么样去把小冰期这样一个百年尺度的阶段性变化，和像崇祯大旱这样一个年代际尺度事件之间的关系阐述清楚，这对于理解明朝非常重要。十年前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郑景云老师、人民大学的萧凌波和我一起在Climatic Change上有文章对此进行过讨论。冷期影响了社会经济的生产能力，而事件尺度上一些事件的应对会触发更大的社会危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另一点，就是刚才讲的社会弹性损耗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对于明朝而言，真正出问题并不只是在崇祯大旱那个时候，也许从嘉靖甚至更早就已经出问题了，因为那个时候出现的一些气候事件导致了社会弹性的不断丧失。韩健夫在Climatic Change有一篇讲嘉靖大旱中危机应对的文章，我觉得是这方面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可供参考。

最后，您对历史气候方向的年轻学人有何建议？

方修琦：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成长模式，所以我那个年代的模式不一定适合现在的年轻人。不过，有几条建议可能是共通的。第一，在研究中要有一些理论基础。用什么样的具体理论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套理论基础和概念体系，从这个角度来切入，而不只是简单揭示一些现象、事实。第二，要有问题导向。现代社会的科学研究不再是个人自娱自乐的事情，是有社会需求导向的。需要知道对于现在的社会——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对于历史气候研究的需求到底在什么地方？最后，研究的定位。我个人觉得对历史气候的研究，并不只是learn about the past（还原历史），更应该是learn from the past（以史为鉴），我觉得这也是历史气候研究满足现实需求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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